Randoms

一.

你们中的某些人可能知道,我现在开的是一辆MB CLS550。当然,换车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一定要开Luxury car,而是因为左眼视力问题(哈哈,我还是左右不分),有个surround view system的车很是方便。

开这车有个额外的好处,就是当你在路上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车都是躲着你的,包括那些自己觉得自己很牛逼,在路上凶呼呼的开皮卡或者大型SUV的美国乡民。我开Golf的时候,他们几乎从来不会让我,换了CLS550后,他们就变得异常温顺,从不和我抢。

原因吗,蛮简单的,撞了赔不起啊,他们的保险那点liability又不够赔的。纽约州要求最低10000的Property damage,大多数人就是这个而已。

所以啊,不像money低头,这事儿,说起来挺容易的,其实做起来很难的。

二.

微信运动里面可以给朋友点赞。我的微信运动里,集赞最多的永远是我那两个发小。一个是市长的秘书,一个是自己做着十几亿的生意。这二位每天都能收获六七十个👍。不过我从来不给他们点赞。

有时候我也不怀好意的揣测,这些点赞的小哥哥小姐姐,会不会天天给他们的家人个👍呢?

所以啊,除了向money低头外,绝大多数人,还是会向权势低头的。

三.

世界上的人,大多乡愿,却自以为自己活的八面玲珑。畏威而不怀德,所以仗义而出的人少,落井下石者多,至于袖手旁观,已算的上难得。

乡愿嘛,德之贼也,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孔丘说的。

以前有人问过我,原则有多重要,我想还是很重要的。比如我是无神论者,便从来不坐Alaska Airline的飞机,比如我讨厌腾讯和百度的恶行,钱给的再多我也不去,还经常劝说我认识的朋友们也不要去(不过参照前两点,这类劝说自然是收效甚微的)。我也不管你是叫兽还是学生,我觉得你搞得是shit,就会让你知道我觉得你搞的是shit。

你看我能活到现在,还活的不错,挺不容易的吧。

其实人若失去原则,再想和自己简单相处,就会异常困难了。我在这上面失败过一次,体验总归是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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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的冷漠

讲过苦难,我们再来说说冷漠。

高行健喜欢用第二人称写作,《灵山》中混合了各种人称的叙事,到《一个人的圣经》里,就是完全放弃了第一人称。我所经历的,用你或者他的角度来讲述,实际上是高行健试图讲自己从自己的生活中剥离出来。冷漠的看待自己,和出现在生命里的他人。

高行健很喜欢写性爱,不过正是因为这种疏离冷漠的态度,使得他的性爱描写非常苍白,不说和我写的比,连小黄文都不如。原因无他,他的性爱经历,大多时候只为满足欲望。所以对于女性肉体的特征,比起体验和过程而言,写的要多很多。所以,常见的描写就是“一对大奶,白里透红”,“一对坚挺的小奶”,“厚硕的乳房”。当然他也很喜欢写精液,和把精液涂到女人的乳房上。所以啊,不排除他有早泄的可能。

这也是高所自己承认的,《一个人的圣经》中说射精后的眼神很多时候出卖了他。他自己也很现实的说:对男人来说,女人的身体管她是谁,都那么回事,就是要挨操的。女人对于他,是发泄欲望和孤独的工具。高行健笔下的女性,都是贱的一塌糊涂:“你操我吧,像你操你在中国的那些女人一样”。

从这点上来讲,高行健固然冷漠,但坦诚,算是比很多人,高出不少。但是,他终究是只爱自身,而非那些和他做爱的人,因而,他也是由衷的喜欢漂亮的女人,而非爱她们。他写不出伟大的作品,是因为他对人生(不只是性与爱)的参与不够。

路遥/阎连科们的苦难(1)

路遥,阎连科,和他们同时代的许多作家,在他们的小说中,对于苦难的描写非常到位。我想大概的原因是他们在自己的青年时代,确实受过很多苦,也观赏过许多人的苦难。他们乐于展示这种苦难,并以自己在这些苦难中幸存而沾沾自喜。

可是,展示自身经历的和观赏过的苦难,却成了制约他们小说的一道枷锁。若论苦难,陀思妥耶夫斯基比他们承受的要多的多,至少,路遥们并没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几乎在刑场上被处死。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他还是可以用平淡的语气描述世间的荒谬,展示人性最黑暗且隐秘的极限,或者说人的兽性,以及所有道德,法律,宗教的荒谬。我在读完之后,发现的一个现实就是就是自己原来是如此自私、卑劣、肮脏和虚伪。

所以我想活的真实些,所以你们看到我邮件的签名是:Partially Civilized Living Animal

文学传递的不是苦难本身,而是经验,或者说感觉。举个例子,阎连科对于肉体的悲苦,绝望,写的非常到位,比如《丁庄梦》中对于河南艾滋病村里众生绝望的描写。阎连科自己也承认,他写的都是“劳苦人”,但是一个很奇异的景象是,这些作品的读者,却是城市里的中产。这些读者,或许为这些“劳苦人”的苦难所哭泣,但是很难将这种体验,联系到自身之中,除了满足自己的文化窥淫欲和道德优越感之外,并没有额外的意义。

而经验,感觉是可以被文字传递的。虽然我们中的大多数未曾经历阎连科们书中所写的肉体的苦难,但是我们在心灵上所承受的苦难,并不少多少,人类的惯常而已。《霍乱时期的爱情》中,Florentino Ariza,五十多年里,和622个女人做爱,无非是用瞬间的快感对抗这种持久的苦难而已。我以前不理解,后来才明白这是人最为真实的力量所在。

中国古代的有一种酷刑,叫做醢,就是把人剁成肉酱,孔子的学生子路,就是死于这种酷刑之下。现代人当然没有经历过,大多数人甚至不认识这个字。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体验到这种痛苦,比如,因思念而备受折磨,不正是像用一把刀把自己的心剁碎的感觉么?

中国现代的文学,如路遥般写实也罢,如阎连科般魔幻也罢,在将经历转化为可感受并能联系到普遍读者作为人自身的经验方面,还有很多的路要走。莫言或许在这条道路上,略微走的远一些,而高行健,却是走上了另一条岔路。

 

 

 

有毒(二)

可惜胆囊大,和胆子大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倒是和胆囊炎,胆结石等等有关。所以我猜姜维多半是有胆囊疾病的。本来就是快挂了,所以才放手一搏。

科学意义上讲,胆子大还是要归因于睾丸酮水平高,所以自己还是有点毒的。

去年吴小姐还是我邻居的时候,看了我的体检报告,惊呼我的血清睾酮水平是职业拳击手级别的(1560ng/dl)。如果不是我其他检查都还正常,这就是睾酮高症,得吃药的节奏。吴小姐表示,怪不得我除了脑子之外,在某一方面,表现也是世界级的。能得到曾和各国选手交流过的吴小姐的称赞,与有荣焉。

我爹有一次感叹,幸亏让我念书了,要不我还指不定干出什么事儿来呢。Yingyi以前说我这人,非常unpredictable。所以呀,不要怪我的,生理原因生理原因。。。其实我已经很努力了。

另一个副作用就是心气儿太高。有一次我在中山大学,开完Seminar,有人让我给他的PhD一句建议,我想了想,给的答案是:我们这些带着学者title的人,paper可能没人家多,地位可能没人家高,但在教育和学术的立场上,纵然面对校长院士,亦当一步不退。

当年在香港,我质问Cityu的校长郭位时,便是这点骄傲。

 

 

 

有毒(一)

不知道是我有毒还是本系有毒,自从我来了之后,2017年系里猝死了一个学生,两个faculty cancer,转过18年来,又一个学生死在大雪里,还有一个faculty上周日side crash,现在在医院里苟延残喘。

说起来最近两年我已经逃过两次了。16年6月我clinical depression最严重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决定去San Luis Reservior投湖,哪儿是152和I-5交汇的地方,我曾多次开车穿过,一直觉得是当时可以开的到的地方最漂亮也是最安静的。结果刚刚过了Morgan Hill,撞死一只郊狼,搞得我前挡风玻璃上一片血。我继续上路后,觉得要是投了湖,留下这车在旁边,人家还会以为我杀人后逃窜了呢,决定回去洗车。回去之后,想了想还是算了。出了这事儿后,somebody把我绑架到他家,再也不让我单独出门了,不过我还是溜出去了一次。

16年11月,我在Sanibel开完Group回去,在MSP下了飞机,因为大雪,晚点,航班取消,剩下300多mile的路。我整个10月后半段和11月几乎都飘在外面,那天无比渴望回去。于是在Alamo租了辆Compass开回去。那晚高速上能见度也就20几米,几乎只有我一辆车。前面都没事。到了离家20英里的地方,凌晨4点50,也许是抑制不住困意,睡着了,撞向路中间的护栏,那时车速是70+,车被弹起来,继续撞到外侧的护栏,然后又撞向内侧。

最后车撞得样子真是惨不忍睹,前面全完了,发动机完蛋了,前挡板碎了一地,保险杠和车盖早不知道去哪儿了,水箱哗哗的淌水,右侧从头到尾的铁皮被豁开了一道3米长的口子,副驾驶位崩溃,就是这样,安全气囊竟然没有弹出来!!!这他妈就是Jeep,完全报废安全气囊都不出来,那时候这车也才开了4000多mile。

我淡定的打了个电话报警。快冻死的时候警察终于来了。看了现场后,对我毫发无损的状况表示惊诧莫名。

其实我这人,胆大且冲动,会做很多risky的事情。三国上讲姜维死了后,被人剖了腹,胆像鸡蛋那么大,我觉得我的也得有2/3个鸡蛋大。Shelley说过认识我那么多年,我要想做什么,就没人能拦得住,别人长大了,就不那么任性了,我还是改不了,任性的像个小朋友。其实我还细心呢,哈哈

 

 

 

 

大学(三)

五.

棒妹宋宋是我的小提琴老师,她四岁开始学琴,十四岁的时候去了Curtis,是Ida Kavafian的学生,读了6年后去了New England Conservatory读MFA,今年毕业,然后在Juliad读DMA。多少了解点音乐的人应该知道这是三个怎么样的学校。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大概是在MIT读了EECS的本科,去Berkeley读了个Master,接着在Stanford读CS的PhD吧。

当然,Curtis, NEC, 和Juliad要比MIT,Berkeley和Stanford更加selective,也更加需要天赋。智力一般读个CS四大的人出来的一堆一堆的,干CS这行本来就不用啥智商(这是我和David很少能达成共识的地方)。

宋宋的training沿袭海菲兹的传承,也就是追求精确的路数,所以要花大量的时间练琴。她从小开始,几乎每天练琴的时间都在四个小时以上。她一般不给人看左手的正面,因为全是茧。而且每天都要在Gym撸铁,演奏和训练都是体力活。

宋宋MFA毕业的时候,有NYPhil的小提琴手的offer,你猜base salary多少钱?想来她那么有天赋,而且有努力,想来一定会挣得很多吧。哈哈,6万多,一个几乎无法让人在纽约体面生活的薪水。毕竟古典音乐衰落,Berlin Phil来纽约演出,票价也才80块钱,更别提NY Phil年年都徘徊在破产边缘。

所以她还是决定读DMA,读了DMA以后可以去教书,收入更加稳定。我有一次跟她说如果是我,我就去干流浪音乐家了。

宋宋叹了口气,回敬了一句我教给她的话:While the precondition is false, the statement is always tautological (前鉴为假,命题永真)。

 

 

大学(二)

四.

吴小姐是我的前邻居,读书读得非常的好。吴小姐没有在美国读过高中,大学全奖读的Yale。全中国每年最多也就10个人。吴小姐离开New Haven后去纽约城读医学院,学的是内科。可是医学院没有全奖,所以她欠了十多万贷款。

吴小姐在UR做residency,每月5000块钱,扣完税还剩3000多,房租1000,还贷款1300,养车,吃吃饭,经常月末就挨了饥荒。有时还得我接济一下她。

她的同事里有不少在中国读医学院的,同样也做residency,因为美国根本就培养不了足够的医生,所以每年要从中国和印度进口大量医生。

吴小姐经常跟我抱怨,说当年上Yale真是个mistake,不如就去协和或者pku医学部读个8年制医学本科,现在一样来美国做医生,还他妈不用还贷款。

吴小姐非常聪明,做research的话,很可能对基础医学有所贡献,她也很想继续做肿瘤方面的东西。可是夏天她residency快结束时,跟我说不做research了,做research还要再熬好几年穷兮兮的fellow。就去了Boston南边一个小城里做医生,我开UHAUL送她搬家过去,瞅了一下那医院,大概还不如我们国家县医院一类的,和乡镇卫生所差不多。

但是起薪加上加班费,大概一年17万的样子,比我以前挣得多的时候都要多。所以啊,谈理想真的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前几天她跟我说,好久不杀白鼠了,觉得杀孽少造了许多。

Bay Area很多从中国来美国拿奖学金读CS出来做码农的人,自我膨胀的很厉害,整天说自己的成功都是靠自己的聪明勤奋。其实他们一开始就比很多人幸运多了。不然你让他们大学一毕业,先搞上20万美元的贷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