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台

恶魔岭上的Lick天文台,左边是几个白色的球球,右边也是几个白色的球球,大小不同而已。

我以前常说:如果我不读书,就去做大厨了,如果我不读计算机,就去读天文了。前者被Shelley否定过很多次,她觉得我只是喜欢吃,和吃东西的感觉,对于食物本身,从没有过什么热爱。13年在纽约三角地(Tribeca)的Ichimura边吃边看Eiji Ichimura老爷爷做日料的时候,我发现她说的是对的。

后者是不是事实,此生应该都没有什么机会验证了。记忆中不多七岁之前的事情之一就是和我爸比着星图找星座。视力和星空都未受污染时,全天88个星座,大概可以认出一半。美国的灯光不像上海和香港,运气好时在Irvine就可以看到银河,Joshua Tree更是很美,当然纽约和洛杉矶是不行的。

圣何塞的Almaden Lab和周围的Santa Teresa公园是看星星的好地方,特别是睡不着的时候。每个二十九天的朔望月里,除掉望日的那几天 [1],所有的灯光安睡之后,满天密布的星星,就如同黑色天鹅绒上镶嵌的宝石。盛夏时,天蝎座和人马座之间的银河,犹如朦胧的丝带,隔开牛郎与织女。

UC有两个天文台,一个叫Lick,另一个叫Keck。相隔两千多英里,一个在圣何塞的恶魔岭,一个在夏威夷大岛的Mauna Kea山顶。共同的特点有两个,一:很难去,二:但是去到了都可以进去看看真正的望远镜,比我那架迷你望远镜大很多的好玩具。Lick的望远镜较小,主要用来观测银河系内的行星和卫星,Keck是世界上最大的光学望远镜之一,可以看到100多亿光年外的宇宙初生时的微弱星光。

世界上难走的路很多,不过难处却各不相同。Mauna Kea是太高,有四千米,而且最后一段是unpaved的碎石路,Chevy的Equinox不给力,上到3800米左右的游客中心后,我们决定不上去。后来Chevy还挂在回来的路上,等救援的时候,试图教唆某人爬到车顶上拍个照,记下她人生中第一次等拖车,不过没成功。Lick所在的恶魔岭只有1200米左右,但是接近20英里的路真是蜿蜒曲折,需要过上千个弯吧,而且道路极窄,单向都容不下我的高尔夫。相比之下,1号海岸公路算是坦途。

不少人说我好像是外太空来的,看来长得帅如都敏俊或者长得丑如我都会得到“来自星星的你”这样雷同的评价。有人在Trader Joe看到有许多外星机器人的卡片便想到我,说是要等到我生日时送我,可惜还是提前了。其实想想,我若回归星海,或许也是很好的选择罢。

 

 

——7月14日凌晨于星光下的Santa Teresa County Park

[1]读中学的时候,便知道鲁迅先生的天文是不过关的,他在《药》里面写,“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后半夜有没有月亮,和季节无关,其实只有在上弦月的时候,后半夜月亮才会下去。望月那几天,月亮自然是整夜不落,下弦时,后半夜才刚刚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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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I的建筑 (2): Pereira

Futuristic建筑的出现,比起现代主义还要早一些。但是在二战后,随着太空时代的到来,被重新定义为新现代主义。Eero Saarinen是这个潮流的开创者,IBM在Yorktown Heights的Lab,外观上说是个太空堡垒也不会让人起疑。里面犹如囚室,此时想想,大概是模仿太空船里的cabin吧[1]。

William Pereira显然没有Saarinen那么激进,作为完整的经历了Futuristic->Neo-Futuristic整个演变过程的建筑师而言,他的建筑更有迹可循,通常是一个较窄小的底座,按上一个硕大的顶部,最典型的是UCSD的图书馆,犹如一个倒巴比伦金字塔(more precisely,通天塔),晚年玩腻了后,在三藩修了个正着的,就是那个非常显眼的transamerica pyramid。

比起或正或倒的金字塔,Pereira对于镶嵌式的外墙结构的偏爱令人发指。作为UCI(严格的说,Irvine和Newport Beach这两座城市)的总设计师,这类摩尔人创造,被西班牙人发扬光大的外墙结构在UCI ring road内侧由他亲自设计的建筑上随处可见。

左边的是Engineering school的旧楼,右边是Social Science Tower,底座都很小,有一个扩张出来的平台,然后是肥硕的建筑主体,相比起同时修建的UCSD Library来说,要单调无趣许多,果然UCSD才是Pereira的真爱。窗户自然是那种镶嵌式的风格,整齐而规律。

<未完待续>

[1] 我最初想到是,Saarinen在设计TJ Watson的时候,处于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罹患脑癌可能使得他整个设计风格偏向抑郁,现在所想的,又有不同。亦并不清楚哪个更合乎他的本意,设计师犹如诗人,创造意象,而对于意象的阐释,则留足空间于观众。

 

UCI的建筑 (1):引言

–这个系列最早写在2014年3月,那时还在校园里拍了许多照片做素材,不知为何写到第三部分的时候就荒废了,在draft里静静的躺了两年。最近突然想重新写完它,大概有六个部分吧。–

就校园和建筑的(普遍认可的)漂亮程度而言,UCI很难和Stanford,UCLA,USC和东海岸一些红砖学校相比,那些学校许多建筑多半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建筑风格多是Richardson的罗马式建筑风格,Richardson把当时在欧洲流行的学院派风格引入美国。这类风格很容易辨识,门或窗上的半圆拱,少量雕塑,到处可见的柱形是它们的明显特征。整体多营造宏伟的视觉效果。左拉曾称之为所有风格的奢华杂交。UCLA的Royce Hall和邻近的Haines Hall,都是这种风格的典型实践。

Royce-Hall

彼时欧洲仍是世界的中心,美国乡巴佬这类风格最大的问题是,建筑设计师无法在设计中表达个性,你在Harvard看一栋建筑,然后再去UPenn或者Yale看一下的话,不会有很大差别,建筑师的独特个性被形式上的庄严感和对于宏大场景的需求所压制,自然在进入二十世纪后被淘汰。

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设计师对于功能的需求取代了对于庄严风格的偏爱。工业社会的流水线组装产品的思路,反应到建筑上,就是现代主义建筑的发端,这种风格源于魏玛时代的德国,是的,就是所谓的Bauhaus风格[1]。严肃,灰或白的冷色调,简单,机械,组件化,是这个风格的主要特征,早期的建筑,甚至可以看做白色混凝土构件的简单组合。方方正正的长方体,构成了建筑的主要元素。特拉维夫的Bauhaus博物馆(Photo credits to Talmoryair),恰如其分的展示了这种风格。

Bauhaus_Tel-Aviv_museum

现代主义盛行二三十年之后,直角和平面的组合很难使人再相看两不厌,事实上,现代主义建筑,留给设计师的空间很小,设计师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结构工程师而已。

<未完待续>

[1] 严格的讲,应该是起源于十月革命之后的苏俄,对于严格秩序的追求产生了constructivism(结构主义)的思潮。

If you believe something, NEVER test it

今天有位朋友跟我讲了件事,说她有一个犹太朋友,这位朋友经常担心一件事,一件曾经被,我国两千多年前杞国某人 & 大英帝国三百年前格列佛先生见到的飞浮岛国全体公民 & 五十年前的晚年罗素,所忧虑过的,神似的事情。

他的忧虑是:之前人类的文明都记录在石板上,即便消亡,后人某天去挖掘,或许还能重构。可是现在我们的文明都存储在磁芯存储器上,或网络里,如果我们文明灭绝,以后将不可复现,尤其是那些犹太人的holy words,可能也就会消亡。

我的朋友人很不错,为了让他的灵魂得到某些peace,帮他想了不少办法,自然这些方法也不会有什么效果。我的建议是告诉这位犹太先生:

If you believe your God, the extinction of the civilization and Jewish holy words, if happens, is the order of your God. Your worries show that you are not actually believe your God. So the holy words are not “holy” at all. The lost of them is no longer a problem. Your worries is some kind of testing towards your God. Remember, Moses died before entry to the Promised Land simply because he tested his God.

If you believe something, never test it. Test它本身就说明你已经在怀疑,从这个时间起,你已然不再believe。

当然我的建议自然也是无效,无非是让他更加忧愁而已。不过,放把火把你家房子烧了,不就解决了你家马桶漏水的问题么?我还是一如既往的魂淡啊。

 

一道面试题

我面试别人的时候喜欢问一道概率题:

一根1m长的绳子,随机截成两段,较短一段的数学期望是什么?

我一直觉得这题特别简单,但是我面了七八个人,research staff member有,software engineer有,大部分是做text analytics的PhD,没有一个可以顺利答出来的。

较短一段的可能长度[0, 0.5], 因为是随机截的,所以符合在[0, 0.5]上的均匀分布,连续性均匀分布U~[a, b]的数学期望=(b+a)/2= (0.5+0)/2=0.25

至于为什么U~[a, b]的数学期望是(b+a)/2, 简单地算一下,概率密度是1/(b-a), 因此E(X) 其实就是在[a, b]上1/(b-a) *x的定积分,E(X) = x^2/2(b-a) |b, a

所以E(X)= (b^2-a^2)/2(b-a) = (b+a)/2

这题以后就不问了,换个其他的

微信是最坏的应用(2)

常常听到有人说他或她通过微信学到了很多东西。可是这种学习本身,是碎片化的。你所学到的东西,琐碎而零散。比如,微信里分享的一篇文章,可能会简略的告诉你如何去做user study,但是很少会告诉你user study设计和应用中的众多细节。然后,等到你自己去动手实践的时候,往往因循这种碎片化的知识。你可能了解很多,但是你理解的很少,即使理解的那些,也不过是一知半解而已。

这种碎片化的知识,和热衷于这些碎片化知识的人,造成了知识的庸俗化。而且,这种速食主义已经扩散到那些传统上定义为“知识精英”的人群里。我最近面试的几个PhD里面,对实验设计,概率,和统计基础知识的理解,令人诧异的零碎。我想,大概是paper念太多,却没有好好念书的原因吧。

没有人愿意吃别人咀嚼过的食物,但是却有很多人喜欢阅读别人也未必真正认真读过的知识。可见,人还是更倾向于动物一些,毕竟吃好了活命是不能含糊的,其他就凑合下算了。

微信公众号,从本质上讲,是一个营销平台。大部分的目的,恐怕还是最下面一行的那个数字。因此,把故事讲的漂亮比传播知识要重要的多。既能把故事讲漂亮,又能系统的传播知识的人,你觉得他或她会有时间搞个公众号吗?

为了把故事讲的漂亮,自然也要牺牲写作的趣味。

(未完待续)

 

 

微信是最坏的应用(1)

之前我一直觉得Snapchat这种“Burn after reading”的应用是最坏的应用。Snapchat使人无须承担语言的后果,从而使得语言丧失了最为重要的功能。语言的权力被压缩,人们随时可以否认自己说过的内容,无须为语言承担压力,在诉诸语言的过程中,思考的过程变的可有可无。Snapchat的存在与流行,正是因为符合了人性的软弱与懒惰。

当然,现在我觉得微信是最坏的应用,我并不是指它不成功,恰恰相反,它非常成功,可是成功未必意味着好。比如MBTI这类人格模型,流行的一塌糊涂,读书不多的年轻人觉得它很“科学”,每天把自己削好了,拼命嵌在那16种类型里。或因自己是某种类型而沾沾自喜。可若稍微读读Carl Jung的原著,便知道MBTI纯粹是美国家庭妇女无法理解Jung思想的产物。

有时会看到别人分享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被许多人阅读,几万的阅读量很正常。微信分享的许多内容,我是不那么同意的。有些过分离谱的东西,我便点个举报,讲讲理由,希望有人能删掉这些内容。有些东西,不那么离谱,arguable,我便习惯性的去找那个评论的功能,希望别人能够看到在某些问题上的不同观点,而不是被单一的观点愚弄。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那些公众号的内容,是不能被评论的。你只能评论给转发这个东西的朋友,作为一个几乎在每个问题上都有opinion的人,我觉得非常压抑。

拥有和表述opinion时需要锻炼的,当你有观点,而无法表达的时候,你便保持沉默。长此以往,当你觉得你需要对某个东西有opinion的时候,你便会发现,你甚至无法用有效的用语言组织你的观点,或者你也不再有勇气表述出你的观点。很多情形下,你会悲哀的发现,保持沉默是你唯一敢做,也唯一能做的东西。

微信非常封闭,似乎很多东西只能在朋友圈里看到。这不是保护隐私,而是保护封闭。在封闭的朋友圈里,你的大多数朋友,和你类似,你们拥有相同的观点,类似的经历与爱好,等等。。。可是你很难看到不同的观点,A和B是朋友,B和C是朋友,如果A和C不是朋友的话,C是看不到A对B的评论的。这样,一个个的朋友圈被孤立起来,从外界输入的信息非常有限,因而每个朋友圈便变得愈加同质。虽然河蟹,但很无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