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的悲哀(2)————安乐哲的哲学

安乐哲年轻的时候读书很差,读的是Redlands University,南加州的野鸡大学之一,这个学校有多么差呢,比community college稍微好一点,18岁的时候去了香港交流,进了崇基神学院,听了牟宗三的几堂课,据说看到了香港人的“忍耐”,对此产生了兴趣,遂决心于中国哲学,后来去了UBC读哲学和汉语,期间去了台大一段时间,老师是神棍方东美(此人信孔子,道教,基督,佛教),人品学问如何,由此可推出一二,当时台大哲学系毕生坚守科学民主自由的殷海光已经被国民党弄死了,方东美之流遂大行其道。

西方人对于“忍耐”的关注并非安乐哲原创,英国著名二逼哲学家罗素在访问中国时,就极为欣赏为他抬轿的轿夫的快乐,据罗素在《中国人的性格》所述:他看到轿夫们坐成行,拿出烟斗,又说又笑,讲着很开心的事情,丝毫没有怪怨天气和坐轿人的意思,也丝毫没有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悲苦的意思。他们还饶有趣味地给罗素讲自己家乡的笑话,很好奇地问罗素一些外国的事情。他们在交谈中不时发出高兴的笑声。

周树人先生曾经对罗素有过辛辣的批评:“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可是还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其一是愿世间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兴趣,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因而来反对亚洲的欧化。这些都可憎恶。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忍耐是什么东西,奴性而已,安乐哲当时的居心,大约和罗素相似吧。

安乐哲和郝大维以前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这本书,在出版一年之后就被译作中文,效率很是惊人。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1913年就出版了,将近100年过去了,还没有一个完整的中译本,两相对照之下,你可以看出安乐哲是多么的受欢迎了,鉴于中国的出版制度完全被共匪所控制,你就可以发现CCP对安乐哲和郝大维多么有爱了。

当然,你也可以认为这本书比数学原理更值得翻译,也许它更有价值,我从来不限制别人必须赞成我的观点,但是我会鄙视某些人的观点,用欧几里德的话讲,“给他两个钱儿,让他滚吧”。我丝毫不认为,用杜威的理论去包装一下2000年前的一个政治上的失败者的观点有何超凡的贡献。如果这也叫哲学的话,business school里搞比较文学的很多人都有成为哲学家的潜质。比如你可以那杜威的观点interpret 管子 or 韩非子,等等。。。

安乐哲和郝大维的手段,也和大部分不入流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手段如出一辙,就是在杜威的著作中寻找只言片语和儒学中的之言片语相互比照,然后故作惊讶的说:我操,原来中国在很久以前就有了和杜威一样的思想!何其愚昧,若杜威地下有知,恐怕也会被气的从地底下蹦出来问候这些家伙的妈咪。

这本书的核心,简单的讲,就是一点,儒家和民主并不矛盾,等级森严的社会也会产生民主。

安乐哲引用Edward Friedman的论点“如果中国的民主化出现于欧洲的民主化之前,那么历史学家们就会觉得中国的文化遗产是民主的,而且独一无二的”。这个观点的傻逼之处在于,中国确实没有出线民主化,没有任何人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沿着传统的道路走下去一定会产生民主。而且,历史学家有评价民主的资格吗?当然是没有的。历史是重构事实的学问,而非解释的学问。

假设我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基于儒家的,那么,从汉武帝算起,到1911年,2000年中国的政治实践,没有产生任何内生的民主。即便我们让一步,承认儒家具备某种民主的可能性,那么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的机会也远远小于Angelo-Saxon的政治传统。如果我们否认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基于儒家的,那么安乐哲的观点的另一个基础(杜维明的“谏议”论),也就失去了现实的基础。

安乐哲的另一个观点,即民主可以通过教育来提升,而儒家重视教育,因此,儒家和民主是内洽的,好吧,我们来看看儒家的教育成果,汉武帝以来,到1908年,儒家教育的成果就是1%的识字率(请自行参考张謇的日记),OK,我们可以简单的假设刘猪(1)时的识字率是0%,这当然不可能,那么,儒家2000年教育的结果就是提升了1%的识字率,我都想用全中国的所有方言问候一下你妈妈,这就是你的儒家教育的功德么?也许你会讲,儒家时代的中国,没有足够的技术手段,那么,我问你,对于识字率提高最关键的就是印刷术,中国在什么时候有的印刷术?

安乐哲很是赞同杜维明的观点,杜维明说,中国的儒家政治体系,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远胜西方,中国的君与臣,可以类比于父子和朋友的关系,因此臣会“谏议”君,在整个社会的层面来看,下一个阶层的会“谏议”上一个阶层的。从而构成了社群的民主。很好,不愧为台湾戒严时期教育出来的奴才文人。你干嘛不把“奴才”这个关系也提出来呢,原来你也知道这个词是不好的。

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上位者绝不会听从下位者的谏议,上位者,天然的带有对下位者的鄙视,因此,儒家的社群的民主毫无任何操作的可能性,而儒家,就强化了这种等级关系,少数人对于知识的垄断,使得这个等级制度极为僵化,发展的轨迹是更深入的集权而非民主。即便是在精英阶层里,趋势也是如此,在两汉,权臣可以随意废立皇帝,而到了清朝,曾国藩手握10万雄兵,连站着和同治皇帝说话资格都没有。

我承认,2000年来,政治制度几无变化,但是,这种没有变化的政治制度,是以间歇性的天下大乱而实现的。汉末黄巾,五胡乱华,唐末黄巢,蒙古入侵,明末流贼,清之长毛。除掉长毛之乱死了1/4,其他哪一次不是天下要死2/3的人。等级制度下,没有任何权利的底层民众活不下去的时候,只能向死而生,战乱,太平了后,又没有能力设计新的政治体系,当然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就“长命千岁”了。

民主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在我们已知的社会制度里,是最能够发挥人的智慧的制度,任何一个公民,可以用选票来承载自己的智慧,民主防止了权威的产生,使得普通人有机会挑战权威,展现自己的智慧。伟大的个人主义,才是促进社会前进的动力,正如哈耶克所言,一切集体主义的行为,最终不可避免的进入集权和专制。

某些学者,为了个人的地位计,自然希望自己成为权威,因此,希望对知识有某种形式的垄断,这些人,当然就和儒家的腐朽思想,散发着同样腐败的气息,也就臭味相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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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武帝刘彻,原名刘彘,就是刘猪的意思,观其一生所为,真是辱没了猪这么可爱的动物。

(2)安乐哲和杜维明,都是出自方东美的门下,也就是那个号称基督,佛陀,老子,孔子都信的台大神棍,拿过国民党的杰出教育奖,傻逼的就像一坨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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